离开神山圣湖之后，考察队将沿着219国道，前往古格王国遗址，公元七世纪突然崛起勃悉野部落征服了西藏、青海和四川的西北部分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吐蕃帝国，这个帝国向东兵锋直指中原，甚至两次逼迫大唐帝国割地赔款、更换皇帝。向西南占领了克什米尔，在广泛的地区形成了一次泛吐蕃化的文化革命。那么这个强悍的吐蕃帝国的建立者——勃悉野部落到底来自何方？历史上有许多的争论，随着公园八世纪的朗.达玛灭佛，吐蕃帝国分崩离析，在广大藏区真正吐蕃王朝的遗迹基本上荡然无存，也许那个在荒野中静静的躺了四百年没有遭受人类活动损坏的古格遗址是否可以向我们透露蛛丝马迹。

内容：（我以前的考察文章《中国体育》）

公元七世纪突然崛起勃悉野部落征服了喜马拉雅周围地区，兵锋直指中原，甚至两次逼迫大唐帝国更换皇帝，那么这个强悍的吐蕃帝国的建立者——勃悉野部落到底来自何方？历史上有许多的争论，也许那个在荒野中静静的躺了四百年的古格遗址可以向我们透露蛛丝马迹。

人们说西藏是个谜，但说来说去无非是什么神秘的高原，神秘的文化，神秘的歌舞，神秘的宗教。但是西藏真正的迷绝不是这些浅层的东西，目前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是：那个在公元七世纪时突然崛起在高原的吐蕃帝国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建立了吐蕃王朝的人到底从哪里来？吐蕃文化又是属于那种文化体系？在我们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领域里有一种倾向，无论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文化，只要是一粘上现代中国疆域的边，就统统被“中华民族”给一勺烩了，于是谁也说不清任何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公元9世纪842年，随着最后一位吐蕃赞普朗-达玛在大昭寺门口被刺杀，吐蕃王朝崩溃了，1200年以来，真正的吐蕃人文化早已经被历史消磨的面目皆非，而在扎达仍然保留着吐蕃王族的后裔们建立的最后一个国家的遗迹——古格，几百年来，由于地处偏远人迹罕见和高原上独特的气候条件，古格遗迹被保留的相当完整，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揭开秘密的钥匙，于是，我们下一个目标非常明确——消失的古格王朝。

阿里地区古称象雄，据有关介绍阿里的文章讲：“在阿里地区曾经出现过繁荣一时象雄文明，并且还出现过一个所谓的“古象雄国”，直到公元七世纪，吐蕃王朝突然崛起，兼并了当地土著建立的国家，象雄文明才从此消亡。”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这个重要结论的所有根据，竟全部出自一本苯教的藏语文献，文献中有过这样一段语焉不详的记载，说：远古时期象雄分为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三个部分，里象雄在冈底斯山西南面3个月路程之外，苯教尊者穆里桑拉在此建立了却巴城，他用魔法将人体大小的石块定在空中，后来人们用土石垒了台基，将飘浮在空中的巨石托住，里象雄共有32个部落，后被外族人占领。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南方一天的路程之外，中象雄的统治者是象雄十八王，后吐蕃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土地，曾经生活着北嘉25族的39个部落，藏语称：松巴精雪。

那么，在吐蕃人到来之前，这个所谓的象雄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是否出现过没有一个所谓的象雄古国？尽管不少的专家学者为了证明这个“辉煌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用尽心机，然而，人们至今也无法找到记录在苯教经文中的象雄古国的蛛丝马迹，神话总归是神话。面对阿里高原的贫瘠和荒凉，面对着阿里地区如此稀少的人口，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在这样的地方会产生人类的文明。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在吐蕃人到来之前，阿里地区土著人类的全部文化活动遗迹，仅仅局限于一些属于原始文化范围的岩画，由于这些岩画大多出自日土，因此又被称为“日土岩画”。这些岩画是用比较坚硬的岩石在山岩的垂直面上敲凿而成，敲击的麻点面小窝排列成线条，勾勒出简单的形象，其中动物形象有鹿，羚羊、牦牛、虎和狼。表现人物生活的是一幅距离地表7~8米高的岩画，画的上部有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一弯新月，一对夸张变形的男女生殖器，画面的中部有四个戴着鸟头面具的人，围绕着一个“万字符”跳舞，人物的侧上方是一条盘成圆形的大鱼，大鱼的肚子里还有十条小鱼，人物的旁边摆着10个陶罐和很多羚羊头和绵羊头。据专家鉴定，日土岩画距今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有1300年左右，这说明了在吐蕃人到来之前，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仍然停留在原始文化阶段的氏族部落时期。

在我们历来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始终搞不清楚“文化”和“文明”的区别，文明一词来自拉丁文Civis（指城市居民）和Civatas（指一个人所居住的社会），所以，文明包含着城市和城市形成的意思。后来，文明还被引申为“进步，开化，有教养”等等。而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其过去分词是Cultus，这个词与Cultivate（耕作）有关。因此，“文化”一词的本意是指“耕作”土地和果园，引申为一种生存技艺。所以，一个人类种群，一个氏族部落只要找到了可以应付自然，适应自然的生存手段和方法，就可以被称为一种（原始）文化，不同的人类种群由于自然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生存方法（包含了因此产生的生活习惯），我们称之为不同的文化。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产生文明，而人类文明的标志就是：建立了有效保卫本民族的生存空间的城市，为了管理众多的城市人口而创造出来了各种符号（文字）和制造出区别于石器时期工具——青铜器。正是这种概念上的模糊，使得我们不仅在对藏族文明史的研究上，即便是对汉族的文明史的研究上，也始终处于“一半是神话，一半是历史”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半真半假状态。

历史上为青藏高原带来文明的吐蕃人士是突然出现的，突然的有一点儿令人“猝不及防”。因为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所有历史文献中，根本就不曾出现过吐蕃的名字，那时在青藏高原以及西南地区生活的是大量滞留在原始文化状态的羌人，这些羌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合成成千上万个氏族部落，他们时而自相残杀，时而又整合起来，与不断膨胀的汉帝国发生激烈的领土纠纷。公元34年，诸羌之乱遭到中国历史名将汉伏波将军马援毁灭性的打击，马援也因此留下了“青山埋宗骨，马革裹尸还。”的著名诗句。到了东汉中期，在汉政权的持续不断的打击和分化瓦解之下，诸羌部落开始衰落，在地缘上接近汉帝国的羌人，大量的向汉王朝归降，在在史籍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内属”，规模最大的一次内属发生在公元162年，在酋长滇昌和姬恬的率领下，共十余万羌人一起降汉。这些羌人渐渐融合于汉民族中间。

七世纪以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吐蕃王国的突然出现，令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王朝措手不及，当松赞干布向大唐天子“求婚”时，大唐的满朝文武对于这个“从天而降准女婿”竟然是一无所知，以至于差一点引起激烈的国际冲突。从此两百年间，对于吐蕃的纪录才不绝于史。

吐蕃帝国的迅速强大，在青藏高原和广大西南地区的诸羌中引发了全面的吐蕃化过程，许多羌人部落相继接受落了吐蕃文化，这些不同的羌人部落逐渐演变成为今天遍布青藏、西南地区的藏族、彝族、普米族、纳西族等一系列使用汉藏语系的少数民族。当然，在这些古老的羌人部落中，也有一些即未被吐蕃人同化，也没有内属到汉人当中，他们如今仍然保留着“羌”的族称。他们就是那些如今生活在川西北阿坝藏族自治州茂纹、纹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地的现代羌族。

客观的说，吐蕃帝国的崛起与唐王朝的和亲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直到八世纪中叶，吐蕃帝国和唐王朝的冲突还大多局限于偏远的西域，因为在那个时候，吐蕃帝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大多处于高寒缺氧地区，物产贫瘠，农牧业都很落后的地区。然而公元710年，继文成公主之后，大唐宗室又把金城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的孙子，并把河西九曲（青海省西南黄河大转弯的地方）作为嫁妆送给了吐蕃，致使原本生活在贫瘠的雪域高原上的吐蕃帝国，突然得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一个丰裕的粮仓，综合国力大增，丰厚的嫁妆和美丽的公主并没有平息吐蕃人扩张的野心，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公元763年，借安禄山叛乱之际，吐蕃帝国终于有能力向大唐帝国本土发动全面总攻，最终结局是——吐蕃兵团攻陷长安，另立大唐皇帝，大掠长安而去。

在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以后，伴随着帝国的崩溃，吐蕃境内战乱四起。王族的后裔们，或流窜荒远，或自相残杀，其中有一支纯血统的吐蕃王族，在王子吉德尼玛衮的率领下，逃窜到荒蛮的阿里，他们一直逃到今天普兰县境内的布让，布让的土著部落酋长扎西赞接待了这位落难的吐蕃王子，可能是因为扎西赞对吉德尼玛衮高贵的吐蕃王族血统和吐蕃文明极度敬仰，更可能是双方实力对比实在悬殊，扎西赞把自己的女儿卓萨廓琼嫁给了落难的王子，并且让吉德尼玛衮继承了自己全部的部落领地。绝处逢生的吉德尼玛衮以布让为基础，逐步兼并了整个阿里地区。吉德尼玛衮和卓萨廓琼一共生了三个儿子，长子贝吉衮，次子扎西衮，幼子祖德衮。吉德尼玛衮临死之前，将自己的国土分成为三个部分，分别留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长子分到了“被湖泊围绕的地方”——芒域，就是今天克什米尔地区的南部，史称拉达克王国。次子分到了“雪山围绕的地方”——布让，史称布让王国，幼子分到了“岩石围绕的地区”——象雄，史称古格王国。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三衮占三围。

此次古格故地的旅行，不仅仅是为了探奇，我更想通过实地考察弄清楚一个问题——那些突然崛起的吐蕃人到底来自何方？真正的吐蕃文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引起历史学界的猜测。国际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吐蕃文明来自印度，因为吐蕃帝国的缔造者是来自于印度北方雅利安人的一个部落，吐蕃王室成员以及贵族阶层全部属于这个部落。在公元7世纪时，这个部落由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进入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国。所以，真正的吐蕃文明是印度雅利安人文明的一部分。

其实对于印度北方的雅利安人的文明，中国人一点也不陌生，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来自印度雅利安人释迦部落的王子，原始的佛教文明就是印度雅利安文明的一部分。吐蕃文明来自印度北方的雅利安人的说法，也得到了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然而科学不是假设，论点需要证据的支撑，而最好的证据就是找到原汁原味的吐蕃文明遗迹，通过与世界上其他人类文明进行比较，确定吐蕃文明的归属。

遗憾的是在回纥人和南诏人的打击下，再加上吐蕃王族的内部斗争，强大一时的吐蕃帝国在九世纪以后突然崩溃，崩溃的和它的崛起一样迅速。由于后吐蕃时期的青藏高原和西南地区，长期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真正的吐蕃文明逐渐演变成为面貌皆非的不同地方文化。所以，今天要想在吐蕃王国的故地——青藏高原寻找真正的吐蕃时期的文化遗迹，竟变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幸运的是在吐蕃帝国覆灭以后，一些纯血统的吐蕃王系被保留下来，而保留时间最长久的就算是古格王国了。古格王国的疆域大致可以匡定在我们今天路过的扎达县、噶尔县和日土县以及普兰县北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这是一个非常荒凉地方，只有扎达县的象泉河谷，普兰县的孔雀河谷，以及这两条河的支流河谷还算得上富饶，勉强可以种植一些青稞、小麦、豌豆和油菜。还有一些贫瘠的草场可以放牧。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地处偏远，寒冷缺氧，贫瘠荒蛮的地方，才躲过了异族的垂涎，使得这支纯血统的吐蕃小王系在吐蕃帝国覆灭以后，竟然在西藏的西北一隅，奇迹般的被保留了700年。至于帝国崩溃后的其它吐蕃王系，诸如拉萨地区的拉萨王系、山南地区的雅隆觉阿王系以及青海地区的角斯罗部落等早就连同他们的文化一道，随着历史的进程灰飞烟灭了。因此，与西藏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保存吐蕃文化艺术特色最完整，最纯粹，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最多的，影响也最大的就是古格。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者，想要寻找到真正的吐蕃文化，判断它的起源，只能到阿里地区的古格故国。

联想起隐藏在这层层土林之后的被遗弃了几百年又绝少有人光顾过的古格都城——扎布让城堡，联想起城堡中那些至今还被随意堆放着的累累尸骨，来不及使用的弓箭，遗弃的盾牌盔甲，色彩绚烂的壁画，古老的建筑，联想起城堡中隐藏着的桀骜不逊的吐蕃人的秘密，怎不让人心潮澎湃，如今，那遥远而神秘的一切，距离我已经近在咫尺了。

实际上扎布让城堡就是一座山，一座被宫殿、佛堂、调楼和窑洞覆盖了的土山，尽管已经被主人遗弃了几百年，但从远处看，这座经风历雨的城堡保存得还算相对完整，在土山下的开阔地面对古城，北山坡台地上的红殿和白殿，高低错落的喇嘛教寺院，高耸的佛塔，无不尽显当年的雄壮和巍峨，这大概和西藏的建房方法有关，高原的建筑和汉族传统建筑完全不同，没有汉式建筑那么复杂的木构梁架，两面坡的顶子。藏民们建筑房屋时，通常使用厚重的墙体来支撑屋顶，因此在面积小一点儿的殿堂中，人会感到视野凌乱，有很多的柱子。而这种建筑的好处在于两层以上的楼房，是采用的是墙压墙，柱顶柱的方法垒起来，因此即便出现了屋顶坍塌，建筑的墙体依然耸立，在干燥少雨的高原，这样的断壁残垣往往可以在那里矗立几百年。不像汉式建筑，一旦坍塌，就只剩下了个空架子，惨不忍睹。所以昔日古格古都的房屋，如今虽以大多失去了屋顶，但远远看上去，似乎依然保留着往日的辉煌。

城堡的建筑依山而起，层层上收，正面呈现出金字塔形，整体上给人一种坚如磐石，高耸入云的感觉。尤其是北坡上红白两色的佛教殿堂，色彩艳丽，被蓝天衬映的分外醒目。.直到看守城堡的藏族人索多是扎布让村的村民，为了保护古迹，扎达县政府雇他在此看守，并且为他在古城堡旁边盖了三间平顶的藏式小房，.

我们蹬上了土山，土山的东、北、西三面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窑洞，有的地方窑洞密如蜂巢，连片成行。但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根本不能称其为建筑，只是在土山上下的沟坎上直接挖出来的一个个洞穴，有的洞穴口还保留着夯土或土坯夯筑的墙，这一区域大概是城堡中平民百姓们居住的地方，寒酸简陋，地形复杂，沟坎之间的通道已经坍塌，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抠着土坷垃向上攀援。

扎布让城堡真正的房屋建筑遗存主要集中在山腰以上，这才是古格王国统治阶级、僧侣、武士们生活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区域，建筑的精美与山下的窑洞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有宫殿、佛堂、塔、僧舍、仓库和碉堡。而在所有的建筑物中处于最高位置的是王宫，王宫建在山顶上一块相对开阔的台地上，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城堡和象泉河谷地。既体现了王权高不可攀，君临天下的气势，又将王宫置于层层防卫的核心。王宫的四周全是悬崖峭壁，并有一道由夯土和土坯砌筑的防卫墙，与山下的联系仅凭一条在土山中挖凿出来的隧道。这种王权至上的设计思想，与西藏其他地区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风格明显不同。

站在山顶上的王宫废墟环顾四周，城堡的东西两侧都是深深的山沟，沟里生长着稀稀疏疏的灌木丛，索多指指点点的告诉我，东边的那条土沟叫做那布，沟里有几处泉水，泉水终年不绝，是古格王国都城的主要水源，城堡中有小道与那布沟的泉水相连。西边的土沟叫努日隆，沟底平缓，铺满了砾石，是古都的交通要道。在这片残存的建筑中，我们看到了大量古格时期的留下的遗物，有铠甲的残片，藤制的圆形盾牌，堆满箭杆的窑洞和遍地散布着的箭头……。然而最令我震撼的还是在那些断壁残垣上留下的浓郁的印度文明气息。

扎布让城堡中最显眼的地方是随处可见的寺庙，山坡台地上的红殿和白殿，山顶上的坛城和佛塔，高低错落，色彩艳丽。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的藏学家杜齐在上个世纪30年代来到这里时，竟把扎布让城堡错认为是阿里地区大型寺院遗址。据专家们归纳，这些宗教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中早期建筑风格完整的保留了印度宗教建筑特点。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汉藏两地的佛殿一般形式都是正面有一座佛坛，佛坛上供奉着一尊或者三尊佛，东西两厢有力士、金刚或佛门弟子塑像，而古格故都的早期佛殿则完全不同，在古格王宫区里有一座是专供王室成员使用的佛殿，这座佛殿是以一座宝塔为中心，在宝塔的周围建有回廊，信徒们是沿着回廊围绕中心佛塔进行礼拜。这种以宝塔为中心的带回廊的佛殿，与印度的“支提窟”式佛殿一模一样，可以说简直就是印度支提窟的翻版。不仅是佛殿，扎布让城堡的寺院建筑风格同样表现出鲜明的印度风格，在王宫东南的山坡上，有一处寺院，僧房的中间是僧侣们集体礼佛的大堂，而大堂左右两侧有许多小小的暗室，这些暗室的作用是为信徒个人进行忏悔和冥想时提供一个私密的空间，有点像基督教教堂里的忏悔室。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印度“毗珂罗窟”式殿堂建筑。在残存的古格王国的早期建筑中，还有一座 “曼陀罗”，这座曼陀罗坐落在山顶王宫的北面，距离王宫仅有几十米，很可能是专门供王室成员使用的。所谓曼陀罗，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建筑，是印度密宗修法或僧侣剃度时，为了防备魔众的侵扰，专门修建的一种圆形或方形的台子，台子的外面建有殿堂，为戒台遮风避雨。藏传佛教向来注重密宗的修习，随着佛教的传入，曼陀罗也就在西藏发展演变出带有地方特色的多种形式和类别，基本上看不出原始曼陀罗的影子了。只有扎布让城堡的曼陀罗无论是房架结构，室内装饰，还是建筑式样，仍然保留着纯正的印度风格，这种风格在今天已不多见。

到了王国晚期，古格建筑才逐渐摆脱了浓郁的印度风格，呈现出藏式建筑的独特韵味，修建了一批具有了可以升起天窗的藏式平台屋顶，狭小的前庭和木柱密布的宽敞正殿的藏式寺院。

不仅是建筑形式，在那些至今还保存良好的大量精美的壁画中，你也能强烈的感受到浓浓的印度风情。由于城堡位于高原，缺氧和干燥的气候，再加上人迹罕至，所以大多数壁画还保留着当年的鲜艳和清晰。可以说古格文化遗产中最丰富的部分，就算是这些色彩艳丽的壁画了。

比较而言，古格壁画所选用的题材远比西藏其他地区要丰富得多，这些壁画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构图、色彩、线条上看。都很难把它归入目前美学界熟知的西藏“藏孜”、“卫孜”、“康孜”以及邻近的尼泊尔画派，汉族地区的佛教壁画影响更难寻觅。所以有人干脆把它称之为“古格”画派。同古格建筑一样，古格画派的风格无不流露着印度艺术的鲜明印记。

优秀的壁画作品主要集中在城堡的红殿、白殿、曼陀罗、大威德殿和度母殿中，题材包罗万象，有佛教传说，民俗故事，庆典乐舞，习武格斗。壁画人物更是名目繁多，姿态各异，有佛、菩萨、佛母、度母、空行母、天王天女、护法金刚、高僧大德、王室成员，商贩武士、戏子市民。在这些壁画人物形象中，最具印度风情的莫过于那些栩栩如生的度母和天女了，画中的度母身穿半袖紧身衣，袒露着乳房和小腹，腰肢纤细婀娜，下身穿长裙，这种坦乳露腹式半袖紧身上衣的度母造像，

具有明显的印度艺术痕迹。而最典型的是壁画中的那些供养天女像，这些天女头戴宝冠，长发后披，全身赤裸，双乳正圆，腰肢纤细，手中拿着不同的供品或乐器，胯部大幅度的扭动，并明显的露出阴部。这种姿态优美，线条流畅洗练、赤身裸体的天女造型，在全中国的佛教寺院壁画中，恐怕也仅见于古格。还有一幅金刚舞女图，图中舞女舞姿各异，面容娇媚，同样是双乳袒耸，小腹微露，下身长裙拖地，赤足踏舞。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壁画的绘画技巧，它采用的是一种极其有功底的蜿蜒流畅，设色清淡柔和，若隐若现的游丝描。与中国传统绘画技艺中的白描有很大的区别。据有关书籍介绍，使用这种绘画技巧的人物壁画，在中国仅此一例。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壁画，还会在壁画中发现有大量的动物、植物点缀其中，有大象、狮子、孔雀、摩羯鱼等珍禽瑞兽，这些形象在绘制过程中都进行了夸张变形，动物的前半身基本保持着原形，后半身则演变成繁缛的忍冬卷草纹，这与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壁画风格简直如出一辙。

当然佛教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的文化艺术也必然会向其他地方扩散，这是完全符合文化传播学理论的，但是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一种母文化必然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和民族风俗的影响，变得各具地方特色。古格早期文化几乎原封不动的保留了印度文化的特点，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另外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了。

那么撇开宗教艺术的影响，城堡主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故格壁画中，最有意思的，也最值得研究的正是这样一批直接表现王室、僧侣、平民生活的画面。这些世俗人物画面中完全没有宗教壁画那么严格的程式规范，多为画匠们即兴之作，相貌、神态、动作变化多端，反映的内容也丰富多彩，有礼佛、鼓乐、舞蹈、杂技、商旅运输、供奉等许多方面。是古格王国时期现实生活的写照。我们曾经谈过，古格王室来自纯血统的吐蕃王族，与当地土著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在这些壁画中寻找王室成员，通过这些人的服装服饰，相貌习俗的分析，是辨别吐蕃王族来源的重要环节之一。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壁画中属于统治阶层的王室成员和武士贵族身上。

    由于交流有障碍，费力好大力气才使索多明白了我要找的到底是什么。索多点着头，带我来到一排窑洞前，这些窑洞看起来很普通，门洞低矮，门前也没有任何标志或修饰，.就在进洞的这一瞬间，心中涌出对索多的感激，如果不是他坚持，我是根本不会进入这间看似民宅的破窑洞的。

原来窑洞的墙壁上竟然有一幅反映古格人日常生活的壁画，壁画的中心人物很可能是当时的贵族，从服装上看，画中的男主人头上裹红色的缠头，身穿红地黄花的长袍，披着一件绿色带黄花的披风。他旁边的另一位男子，缠头的颜色是白的，长袍外面罩着一件黄色罩衫，画面中的两位女主角长发披肩，身披黑红竖条纹的无袖长袍。胸前挂着六、七条项链，排成一片。这样的穿着打扮，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和现在的藏族传统服装服饰联系到一起。

如果说这幅壁画反映的是古格王国贵族的装束，那么，在遗址“红殿”的东墙壁上，还有一幅表现古格王室的壁画，画中古格国王、王子以及王后、王妃、公主的服饰同样与藏族传统服饰有显著的区别，国王和王子居于壁画中显赫的位置，他们的头上也都缠着红色的头巾，身穿下摆过膝的半袖长衫，这种长衫今天仍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流行。王室女眷的装束与窑洞中发现的那幅基本一样，她们长发后披，蓝色长衫配黑色长裙，外披红色黄花的沙丽，胸前挂着十几串珠链联成一排的宽宽的项链。最引人注目的是画像人物的相貌，长长的眼裂，高高的直通额头的鼻梁和尖尖的鼻头，着在蒙古人种中不多见。

在红殿东南15米处，有一座保存较好的佛殿——大威德殿，大威德是佛教中重要的护法神，但殿内所有的塑像都已经被毁掉，只有墙壁上的壁画依然色彩斑斓。在这些壁画中我看到了一组武士群像，他们身穿甲胄，手持盾牌兵刃，进行演练，将我们在扎布让城堡中看到的兵器、盾牌、铠甲与壁画中的相比较，发现两者完全一样，说明了这是一幅以古格武士为模本的写实作品，图中的古格武士相貌特征同样是高鼻大眼，有隆起的鼻梁，轮廓鲜明的鼻翼和尖尖的鼻头。

有关资料介绍说：在在1986年的一次考查中，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古格王国的疆域中，发现过一个铜佛座，这个佛座显然是古格遗物，但上面刻着的九个人物，却令工作人员大费猜疑，雕刻中的两位贵妇传着印度传统的紧身半袖衫和长裙，而男子，僧侣、贵妇都是特征都是细眉长眼，鼻梁直挺，从人物的形象和服饰上看，这分明是一个印度的作品，在西藏其他地区很少见到。

    对于这个由纯血统的吐蕃王族建立的有着700年历史的古格王国，面对这个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物和艺术作品，至今所有的研究还都属于初步探索，大量的迷并没有解开。但考察了扎布让城堡之后，仅对吐蕃王族来自印度这一学术观点，我不再怀疑。

在所有纪录古格王国的历史资料中，中文的完全没有，藏文的极其含糊，从第九代古格王那德之后，有很长一大段谁也说不清楚的历史。然而从一些纪录早期阿拉伯人在东方传教的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专家们还是找到了古格王国的蛛丝马迹，1337年到1338年，印度的穆斯林首领穆罕默德.土格鲁克曾经自德里率兵数万人马进入了喜马拉雅山西段以北地区，狂热的穆斯林教徒在着一地区遭遇到了信奉佛教的当地人的顽强抵抗，以至全军覆灭。两百年以后的1532年，喀什的苏尔丹.赛伊特派遣梅萨达进军阿里和拉达克地区，同样在第二年被逐出。关于这两次战争缺乏更详细的记载，但是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上推论，古格王国肯定是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但是当历史到了17世纪，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由于来自印度的葡萄牙传教士与教庭之间的书信文件，使得古格王国末期的历史成为这个王国史中最详细的一部分，并且解释了古格王国灭亡的原因。

据古格历史专家张健民先生的介绍：17世纪初，在那个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人在位于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建立了殖民地，果阿也因此成为传播基督文明的据点，果阿的天主教教士从莫卧儿人那里听说，在喜马拉雅山的北面的某一个地方，曾经有过天主教的传播并保留了许多圣迹。这条毫无依据的信息，促使满怀宗教热情的果阿大主教决定，派遣葡萄牙神父安德拉德和修士玛奎斯前去查访，1624年6月，在印度向导的帮助下，两个人终于翻越了海拔5700公尺的玛拉山口，进入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艰难的道路使得他们直到当年的8月才到达了古格王国的首都，根据他们的纪录，此时的古格王国国王是1622年即位的赤扎西查巴德。国王接待了他们，并对天主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此安德拉德决定返回果阿，汇报情况，请求果阿主教派遣更多的教士来古格，建立教堂开展传教活动。临行前，古格国王赤扎西查巴德特别让安德拉德给果阿主教带了一封盖有玺印的手书，信中写道：“……你们用圣教启迪我的人民，我非常高兴，我企盼着主教能够让安德拉德迅速返回，使其协助我的人民”。没有想到赤扎西查巴德的一决定，竟给古格王国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

1625年，安德拉德同玛奎斯再次一同返回古格，并展开了传教活动，传教活动开始时很顺利，1626年4月12日复活节，国王亲自为天主教堂奠基，同年8月，国王夫妇以及一些王族亲属接受了洗礼，并将以前军队出征前的喇嘛颂经仪式，改为天主教教士的祈祷。

国王对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支持引起了以国王的兄弟为首的喇嘛僧侣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警告国王：不要背离祖先留下的信仰。他们甚至希望国王到寺院里来，企图通过喇嘛对国王的诵经，来恢复国王对喇嘛教的感情。同时，喇嘛们还与传教士就基督教的神学和佛教的轮回体系的优劣进行辩论，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国王无动于衷。从时间上看，这大概是西藏地区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激烈的冲突。

喇嘛们不甘心丧失的领域，开始散布谣言，制造事端。1630年夏，古格王国的僧侣和平民中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消息，据说国王准备将所有的僧侣还俗，将寺院的财产全部划归天主教。一时群情激愤。在喇嘛们的煽动下，王国发生了暴乱，叛乱的贵族和僧侣攻打王宫。然而效忠于国王的卫队居高临下，凭险据守，抵抗非常顽强。并且有消息传来，依然忠于国王的贵族们准备出兵勤王。于是，反叛的僧侣向同样笃信喇嘛教的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人求助。与古格人就有宿怨的达拉克人借机出兵古格，古格王室成员与宫廷卫队在扎布让城堡凭险固守，但终因弹尽粮绝，城堡被拉达克人占领，王宫遭到洗劫。达拉克人并不就此罢休，紧接着他们又占领了达坝、噶尔、日土等古格王国的全部领地。到处烧杀掠夺。引狼入室的僧侣集团和叛乱的民众，同样尝到了亡国的滋味，纷纷四下逃窜，天主教传教士们也返回了印度。至此，古格王国长达700年的历史彻底结束。1680年，达赖五世从遥远的卫藏地区派兵将盘踞在阿里的拉达克人驱赶回去。并在这一地区设立了扎布让宗。（宗，藏语县的意思）而古格故都扎布让城堡却被当成不祥的象征被遗弃在阿里高原无尽的荒凉的之中，渐渐被历史遗忘。直到1912年英国人麦克沃斯深入象泉河谷地考察，古格古都才重新引起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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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脚的入口沿着小径走，首先要经过４间古殿，即红庙、白庙、度母殿和轮回庙。山顶有一座坛城殿，要参观古寺需由工作人员打开门锁。寺内保存有许多精美的壁画，一些壁画上的金漆依然闪亮发光、光彩夺目。几间寺里以白庙规模最大，叫“拉康嘎波”。一些小洞窑内放着盘子大小的泥印佛像“擦擦”，是喇嘛到此修建时做的。据说除泥土之外，还混合了很多圣物。

      白庙和红庙的面积差不多大，约为３００平方米，庙内墙上绘满了各种不同题材的壁画。白庙内有一幅吐蕃历代赞普和古格国王世系的壁画，非常珍贵。红庙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１０３８年阿里王意希沃迎请古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的壁画，画中一队舞女翩翩起舞，旁边有人击鼓吹号，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这些壁画虽时隔数百年，色泽仍很鲜艳。

     山腰中有两条隧道连接，直通山顶。北面悬崖边上的通道，仍堆放着不少鹅卵石，残留着当年抗敌的痕迹。走过崖边通道，一再往北行，一个地面垫高，仅余四壁的院子，便是当年国王议事的宫殿。

      山顶的护法神殿壁画主体部分大多为密宗男女双修佛，画风泼辣，用彩强烈。壁画下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地狱之苦，各式刑法惨不忍睹。边饰则是一长排数十位裸空行母、妩媚优雅，仪态万方，无一雷同。

      在遗址的顶端，有一个不显眼的小门，门口有小牌——“冬宫”。沿台阶可深入山内。山内的通道很陡，只容一人上下。下行几十米后山洞扩展开来，有大小几十间房屋，多数只有１．８米左右高。最外层透气、透光，类似阳台，比较开阔。这里就是当年古格王冬天避寒之地，不过如今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

  折回山腰，三间寺庙的周围，有十多个洞窑，其中还藏着古代武器诸如盾牌、盔甲和大刀长剑之类。干燥的天气，令这些文物得以完整保存。从县城到古格路上的山上，出现一座一座土墙，这也属于古格的痕迹。

古格遗址旁边就是看门人（可让看门人带路）的住所往山脚下步行约１０分钟就到了干尸洞。干尸洞坐落于一岩壁之下，洞口离地２米左右，毫不起眼。洞内十分宽敞，深几十米，堆满无头干尸。据传洞的最尽头是喇嘛，紧挨着的是儿童，其次是妇女和男人。由于气候干燥，尸体没有完全腐败，散发着一种怪味。关于干尸洞的传说有许多种，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是：当年古格兵败，拉达克人将宁死不屈的古格兵士斩去头颅，而尸骨则弃于洞中。